早在1953年,Wenger在应用撑开装置矫正脊柱侧凸时,就描述提出了前路胸腰段及腰段内固定器械。之后,Owyer、Hall、Zielke等在应用前路器械矫正并固定脊柱侧凸上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Z—plate,Dwyer,Zielke等数种前路内固定器械应运而生。
Bohlman对胸腰段陈旧性的、伴有脊柱后凸畸形及神经压迫症状的病人采用侧前方入路进行手术治疗,使这些病人的神经功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对于后柱损伤的急性脊柱骨折病人,则不能选用前路减压植骨的术式。前路融合不加用内固定的情况下,术后骨不愈合率为18%~100%,平均为20%。
鉴于以上原因,不少学者主张前路、侧前路减压后再行后路撑开固定的二期手术。
为避免先后两期手术的并发症,人们又开始提出前路减压后同时前路器械内固定的一期手术的构想。由Dunn设计的前路装置对于胸腰段的爆裂骨折病人,无论是复位还是固定,最初临床效果极佳。但后因其血管并发症而被淘汰。之后又有了前路减压融合后固定的Kostuik一Harrington系统问世。
Kostuik观察该手术对于神经功能不全损伤者疗效很好,骨折不愈合率仅4%,但术后金属内固定物断裂等问题的发生率却为16%。
Bradford和McBride比较了单用前路减压固定及单用后路减压固定的两组病人,发现前路手术病人术后神经功能改善优于后路手术(88%比64%)。另外,通过术后CT观察推管内残留骨块,也有同样的结果。
Kaneda推出一种新型的前路内固定器,由椎体钉和两根横向连接在一起的螺纹杆组成。初期临床观察骨不愈合率为6%,最重要的是,该固定器无血管神经并发症发生。
其他类似的前路内固定器,如Armstrong、Yuan I—Plate内固定系统,对于骨折和肿瘤切除减压术后的侧前方固定同样有效。1985年问世的TSRH(Texas Scottish Rite Hos—Pital)螺钉一棒系统,作为一种椎体切除术后的前路内固定装置,也同样以其低的金属内植物断裂、高的植骨融合率、良好的术后神经功能恢复著称。
Zdeblick等在狗的脊柱爆裂骨折椎体切除术后动物模型上进行了研究,发现用Kaneda固定器行前路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后的融合率最高。与没有加用其他内固定的术式相比,抗扭转能力强,因内固定装置所致的骨质疏松影响最小。其结论是:对于不稳定的脊柱骨折,较前路植骨融合加用内固定相比,仅用前路植骨融合,融合率低、机械强度差。
Gurr等也在小牛的脊柱动物模型上通过比较Kaneda内固定器与传统的后路椎弓根螺钉系统的生物力学特性,来阐明前路内固定系统的优越性。他们发现跨越5个节段的后路内固定系统与跨越3个节段的前路内固定生物力学性能相同。Zdeblick等在小牛的脊柱动物模型上比较了Kaneda内固定器、Kostuik—Harrington装置、TSRH椎体钉系统、Armstrong CASP钢板之间的生物力学特性,试验包括扭转、屈一伸、轴向压缩几个方面,结果表明Kostuik一Harrington装置在扭转状态下不稳定,相反Kaneda在该状态下内固定器最坚强。在轴向压缩和前屈状态下,Kaneda内固定器和TRSH椎体钉系统的强度最大。其结论是对于椎体切除后的腰椎,Kaneda内固定器和TSRH椎体钉系统早期恢复其稳定性的作用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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